葛炳法注册会计师--经济学通俗演义（续二）

我们在这里也不能评判两家公司究竟谁是谁非。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电力市场，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国还是以垄断为主的市场。既然是垄断，肯定就有垄断市场的运行规律。自从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以来，人们对于电力的供应实际上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在主要电力企业和大公司客户的不断要求之下，垄断的势力在逐步削弱。发电设备、新技术和较低的燃料成本已经降低了建立和经营发电厂的门槛。我们已经看到，厂网分离已经开始打破了电力供应独家经营的垄断地位。电力公司所控制的从头到尾的电力供给，即建立发电厂，经营输电线路，以及每家每户的电表服务，现在已经开始打破。但是如果不彻底解除电力的独家收购和销售，垄断的格局还是不容易被打破。那么是否存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打破这样的自然垄断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不存在必须由一家统一收购和发卖的必然性。而如果仅仅是把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分割成区域性的电力市场，意味就打破了垄断的格局，无疑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其结果只不过是大垄断变成了区域性的小垄断，真正成了“诸侯割据”的市场了。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看，曹操和刘备的做法都不符合经济学原则。这样下去，我们除了看到林立的电线竿子，恐怕连树木都看不到了。电力体制的改革必须深化。随着电信体制的拆分，电力也完全可以打破垄断的格局。未来的电力市场应该是三个不同公司系统的层次。一端是众多的发电公司，他们把自己用火力、水力或核能发出来的电力，在现货市场上以竞争规则销售电力。另一端是电力销售公司，他们从发电公司的现货市场上批发购买电力，然后销售给家庭和企业等电力最终用户。家庭和企业以买“卡”的形式到电力销售市场上，自由寻找和购买优质廉价的电力，各个电力销售公司会以最稳定的电压和最好的服务（优质）、最合理的价格（廉价）去争取客户，维护客户资源。在这两者之间是电力运输公司，它对使用它们电力网络输电的公司客户收取电力运输费用。至于电力运输的运费谁出，可以看电力供应商和批发商之间的合同。未来的电网不应该再是电力的垄断者，而是一种新的“第三方物流”。应该说，刘备和曹操的这一仗打得好。这一打，打出了电力市场竞争的新格局，打出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打出了电力市场改革线路图。正常情况下，这张路线图肯定比美国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要好使得多。很明显一切努力都在试图打破垄断。只要存在垄断，就会使经济运行缺乏效率。技术难以进步，服务态度不好，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垄断在它的娘胎里就带有的标记，是一种内生的基因。到现在，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袁术在干什么。这个本来我不想再做交代。因为袁术自从被曹操打败以后，一直在老家卖烤红薯，整天灰头土脸，也就是混口饭吃。这也难怪，烤红薯的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没有技术壁垒，也没有资本壁垒，谁都能干。（壁垒？壁垒其实就是门槛，是指市场进入的限制条件。把它说成是“壁垒”其实是学者们的毛病，这样故意把它说得高深一点，让你不懂，就像把“不”故意说成“ NO ”一样，让你听不懂，可以显得我有学问。）但是，既然说到垄断，我们可以把袁术请出来试试。如果我们把火葬厂的经营权交给袁术，就让他一个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任何人经营，可以打赌，即使袁术像烤红薯一样去焚烧尸体，也还是有人得求他，无论他的殡葬价格多高，死者的家属也得买账。比如像姜昆相声里说的那样喜欢拉关系、走门子的人，返回目录肯定会大有市场。“火葬厂？咱有人！找袁经理呀？那是我哥儿们。”“袁经理，这可是我铁哥儿们的老爷子，帮帮忙，早点儿入炉，烧焦点儿，事后我请客。”瞧瞧吧，这是垄断的力量。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市场的垄断有各种形态。有些垄断纯粹就是人为的，如袁术的火葬厂；有些则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在原来的意义上，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电力供应、自来水、煤气等都具有天然垄断的性质，从而也形成了所谓“自然垄断产业”。但是，一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追求变化的趋势。人为的垄断在逐步打破，自然垄断产业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体制的变革在发生演变。电信已经引入竞争，邮政也有各种快递公司在竞争投递业务，电力垄断也肯定能够打破。曹操不能总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搞电力的大垄断，刘备也同样不能割据一方搞区域性的小垄断。有朝一日，国家把电网变成了“运输公司”，我相信，不仅城里的居民和企业感到引入竞争以后的轻松，更使广大农村居民也会像“夹皮沟”的山民一样盼到了快“解放”的好日子。有道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场场体制变革，一幕幕人间喜剧。在本回我们看到：市场垄断是客观存在的，有些行业由于自然的特征决定了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只有垄断才能产生规模经济，否则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在垄断市场上，以不同价格向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商品的经营作法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价格歧视，这在竞争性市场上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过去本认为是自然垄断的市场是完全可以打破的，譬如电网就完全而已变成一个电力运输公司。第十四回航空业群雄并起价格战多败俱伤飞机票价几折合适？掠夺性定价是自杀行为吗？石油价格可能只升不降吗？你听说过纳什均衡吗？本回经济知识要点：掠夺性定价寡头勾结卡特尔纳什均衡垄断和竞争既是市场的两种极端形态，又是一对孪生兄弟。许多市场是在垄断中竞争，在竞争中形成垄断，彼此相克相生。一般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把市场划分为四种类型，按照市场上企业的数量，第一种类型是由一家企业形成的垄断市场，如城市自来水、煤气、电力、有线电视等。第二种类型是寡头市场，如石油、航空运输等。第三种类型是产品类型有差别的垄断竞争市场，如电脑、电视机、通讯产品市场等。第四种类型是产品相同的完全竞争市场，如小麦、大豆、牛奶、水果等农副产品市场。返回目录在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的中间，更的是寡头或寡头垄断，以及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不同的市场形态，竞争的策略和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航空运输业的市场形态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就经历了由垄断到竞争，再到寡头的变化过程。其间也演绎出了许多鲜活的故事。在中国，原来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就是曹操经营管理的中国航空公司，这是一家国营的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垄断着国内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线。一谈到垄断，其实各位已经非常清楚，首先是机票价格高，甚至首都机场的盒饭就可以卖到80元，服务质量更差。这不能怪曹操，也不能怪在国航服务的员工，垄断市场的业态自然产生这种效果。价格高就有垄断利润，垄断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例如北京到上海的航班上，增加一个旅客的边际成本是800元，那么，如果一张机票的价格是1200元，垄断利润就是400元。自从航空运输业放松管制以后，由于高额垄断利润的存在，各方诸侯都要染指于航空运输，并企图瓜分一部分利润。大家可能还记得，航空运输业打破垄断以后，各地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有：袁绍的北方航空公司，司马懿的西北航空公司，孙权的东南航空公司，刘表的中南航空公司，刘备的西南航空公司，此外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如张绣的南阳航空公司、吴巨的南海航空公司、孟获的云贵航空公司等等。航空公司群雄并起，自然要在航线、航班和机票价格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首先是曹操和袁绍之间在东北航线的竞争，袁绍本来在北方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他的北大仓公司生意做得不好，历年亏损，所以延伸到航空业务也是力不从心。北方航空公司在航线上主要是北京—沈阳、北京—哈尔滨、北京—大连几个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班。这些航线原都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业务，北方公司加入以后，自然就展开了价格大战。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某一特定的市场上，每当有新的竞争者进入时，都会使价格急剧下降。首先是北方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一律实行6折优惠，如果是固定的乘客，还可以用积分卡的形式，根据积分的达到一定的水平，给予个人免费乘坐的旅行机票优惠。曹操对袁绍的竞争策略立即还以颜色，在东北的航线上采取掠夺性定价的手段，把机票价格压到边际成本以下，然后再打 8 折，这一价格水平仅仅相当于原来机票价格的 3 折。掠夺性定价是指为了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并对未来其他对手的进入形成威慑，故意把价格降低到新进入者的成本以下的定价策略。曹操使出价格的杀手锏是计算过的：按照这种折扣和袁绍进行竞争，袁绍是根本无法招架的，因为这样的价格水平已经降低到他的平均成本水平以下，北方航空公司每飞一个航班，即使是上座率在 95% 以上，最少要亏损 2 万元以上；如果航班的上座率再低，那他就亏得更多。果然不出曹操之所料，开始的时候，北方航空由于机票折扣明显，航班运营很有起色。谁知曹操的国航采取的掠夺性定价以后，乘客都毫无例外地跑到了国航的飞机上去了。北方航空无奈也只好跟着国航的价格向乘客推销自己，并在每个航班上为乘客奉送小纪念品，对空姐加强培训，提高服务质量，提出“乘客永远是对的”服务理念。首先推行微笑服务，所有上机的空姐面对乘客必须微笑，并对微笑的质量进行量化，优质微笑的量化标准是露出8颗牙齿，而且必须是上面4颗牙，下面4颗牙。有两位空姐就是因为要么是包牙，要么是豁牙，一个被降到了地勤，一个被辞退了。一时间，北方航空的空姐们天天都忙于对着镜子练龇牙，生怕自己上机后微笑的时候，牙齿会一不留神就多露一颗或少露一颗。北方航空公司的小姐们在微笑方面确实取得了竞争优势，凡是坐过北方航空的乘客们都觉得北方的空姐长得漂亮，笑得好看，服务态度好。统计显示，仅此一项，就使返回目录北方航空公司的上座率提高了将近20% ，基本上每个航班都能够维持在80% 左右。但是即使如此，北方航空还是逐月亏损，不到两年时间，就资不抵债了。最后结果各位可能已经知道，曹操的中国航空全部兼并了袁绍的北方航空公司。就连袁绍的儿媳妇甄宓原本在北方航空的空姐大队做副大队长，后来也被曹操的儿子曹丕给“兼并”了。曹丕和曹植因为这个甄宓还曾争风吃醋，闹得满城风雨，曹植吟七步诗的故事据说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甄宓。那么曹操在这场价格战中为什么能够胜出，并最终灭了袁绍呢？这就是战略组合问题。袁绍的北航只有很少的飞机，只能在有限的几个航线上飞行。曹操的国航规模比袁绍的北航要大得多，只要把其他航线稳住，仅就东北的几条航线来和袁绍比拼，曹操可以拿其他地方的盈利来弥补这些航线上的亏损，最终失败的必然是袁绍。等到兼并完成以后，东北各个航班的机票价格很快就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上。曹操平定北方的航线以后，又开始向南挺进。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张绣的南阳航空公司。张绣实力当然不比袁绍，所以几个回合下来，张绣就支持不住了，张绣也曾派人暗中与刘表联合，试图共同对抗曹操，可是刘表在市场上反应向来迟钝，没等有多少动静，曹操基本上已经把南阳航空公司挤跨了。曹操准备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刘表的中南航空公司。刘表的中南航空也是地方小公司，资本实力不大，开通的航班也不多，仅能够维持生存。曹操在刘表的航线上开通了几个航班，刘表在价格上就有些支持不了。但是，刘表一看不好经营，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了刘备托管经营。实际上等于把中南航空与西南航空合并在一起了。刘家兄弟合并以后，曹操虽然心生妒忌，但是也不好多说什么。这就应了本书开头的话：天下大事本来就如罗贯中先生所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刘表和刘备本就是一家，如今合在一起，也属正常。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生意做大了，现在分家各自经营，可是没准过几年又合在一起了呢。后来曹操看到，孙权经营的京沪航线生意好，乘客量大，就有意识地要同孙权在东南航线上一决雌雄。孙权的东南航空公司与刘备的西南航空公司联起手来，在南方的一些主要航线上结成同盟，互相支持，垄断客源，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航班都能够差不多满员飞行，他们把竞争的重点放在安全、准时和提高效率上。曹操的国航本来在安全上是首屈一指的，可是航班总是晚点，服务跟不上，效率低，态度差，最后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在主要的航线上击败了曹操的国航。在国内航空市场上也就形成了鼎立之势。航线的竞争上，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以后，各自开始清理自己的后方。先是孙权的东南航空公司兼并了吴巨的南海航空公司，后是曹操的中国航空和司马懿的西北航空之间的联合，联合之后双方进行了业务重组。西北航空的国际航班都归国航经营，国航把国内的西南、西北、华北等航线的主要班次划归了西北航空来经营。刘备的西南航空公司在西南各主要城市的航线上同孟获的云贵航空公司着实认真较量的一番。云贵航空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在一些支线上有自己的垄断地位，譬如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航线就长期被它垄断，价格奇高。不过毕竟云贵航空的规模比较小，飞机的机型也不多，一开始诸葛亮也同孟获在主要航线上打机票的价格战，并小有斩获。诸葛亮知道孟获在成本上已经开始难以招架，就派人找孟获表示愿意结盟的意向。但是，云贵航空倚仗着自己的基础，不愿意同刘备的西南航空合并，主要是不想受制于人。所以，双方在主要航线的竞争就一直继续下去。后来诸葛亮听从马谡的建议，对孟获实施“攻心为上”的战术，在反复较量中，不断表示出合作的诚意，晓之以理，动返回目录之以情，直到最后孟获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才归降了孔明。历史上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说法，就是指他们之间的航空大战。在长期的航空机票价格大战中，虽然最后由三家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把其他企业相继兼并收购了，但是，长期的价格大战也导致了所有航空公司都没有怎么赚到钱，实际的局面则是多败俱伤，在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那些弱小的公司被相继并购以后，航空运输业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竞争到此基本上告一段落，这样的局面在市场经济中被称为“寡头”。寡头也叫寡头垄断，是专指市场由少数几个卖方企业所控制的市场结构。寡头市场形成以后，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勾结。勾结是一个市场的企业之间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就产品的数量和收取的价格达成的协议。寡头之间的勾结容易形成一种垄断，就像一个独家占有市场的垄断者一样。所以欧美国家都有《反垄断法》限制寡头之间的勾结，因为那样他们可以通过限制产量，来不断抬高价格。一般而论，寡头垄断的价格水平会明显高于竞争市场上由边际成本所确定的价格，但是会低于独家垄断的价格。中国一直没有出台《反垄断法》，这是由于中国的寡头竞争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很容易达成寡头之间的勾结协议，限定各自的产量和统一的价格，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中国的大企业之间很难在价格和市场份额上达成协议，甚至短期内有了协议，私下里也难以执行，都在偷偷地破坏协议，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不仅中国，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如此。在寡头市场上，寡头们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企业集团被称为卡特尔。卡特尔寻求通过限制产量把价格抬到边际成本以上。西方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卡特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卡特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当初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到1973年又有卡塔尔、印度尼西亚、利比亚、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和加蓬等8个国家加入。这些国家控制了世界石油储藏量的3/4，欧佩克力图协调减少产量来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从1973 年到1985年，他们成功维持了合作和石油的高价格。原油价格从1972 年的每桶2.64美元上升到 1974年的11.17美元，并由此产生了世界石油危机。欧佩克的力量越来越大，到1981年原油价格进一步又上升到每桶35.1美元。但是从80年代开始，欧佩克各成员国都受到增加产量以得到更大利润份额的诱惑，在达成限产协议以后，私下又都违背协议扩大自己的生产量。欧佩克在维持合作方面逐渐变得无效率了，到1986年原油价格回落到每桶12.52 美元。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遭到全面禁运的制裁，世界石油的供应很不稳定，油价也开始不断攀升。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法国和俄罗斯等国都支持对伊拉克解除禁运制裁。这对伊拉克和全世界的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对委内瑞拉这样由于石油工人长期罢工而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欧佩克成员国来说，可能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目前又差不多达到了40美元的水平。寡头市场的关键特征是合作和利己之间的冲突。虽然寡头之间合作起来可以像一个垄断者那样行事，但是由于每个寡头都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所以会有一种强大的激励在背后推动着寡头们常常违背合作，从而打破短暂了市场垄断。我们可以举一个双头的例子。曹操的中国航空和孙权的东南航空基本上垄断了京沪之间的航线。每飞一个航班的边际成本稳定在大约13万元的水平。每个航班可以满载250名乘客，由于航班的多少不同，所提供的座位数量差别比较大，价格也会有明显的差异。那么每周在京沪之间安排多少个航班可以使两家航空公司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呢？下表是可以保证满座率情况下每周不同的航班数和机票价格水平返回目录按照上面的需求表所提供的情况看，如果该航线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个航空公司的决策都是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来执行的，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56个航班，机票价格降低到520元。相反，如果该航线是由一家航空公司垄断的，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应该是在 950元的价格水平，每周往返共计32个航班，使总利润达到344万元的水平最合理。现在的情况是曹操的中国航空和孙权的东南航空两家公司在该航线上形成寡头。那么我们预期应该是上面的什么结果呢？一种情况可能是曹操约孙权坐在一起就该航线的航班供应量和机票价格达成一致。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勾结”，双方平分市场份额。每天上午国航从北京飞上海一个航班，下午从上海飞北京一个航班，每个航班的载客量在250人左右；同样，每天上午，东航从上海飞北京一个航班，下午从北京飞上海一个航班，每个航班的载客量也是250人左右。周末的时候，各自加一个往返的航班，这样两家公司每周往返各飞8个来回16个航班，每周一共32个航班，总利润344万元，双方各得 172 万元。这样相互勾结的协议如果得到长期稳定的执行，曹操和孙权就等于形成了一个航空市场上的卡特尔。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卡特尔，市场实际上就相当于由一个垄断者提供服务。这样的价格（950元）当然会大大高于边际成本（520元）。结果自然是无效率的。这是一种垄断的市场均衡。但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对结果进行垄断。当一方假定对方不变的情况下，可能会考虑增加航班，降低价格，使自己的总利润增加。譬如曹操在想，如果我每周再增加4个航班，该航线上的航班增加到36个，价格在900元的水平上，这样每个航班的利润是9.5万元，虽然比原来我开16个航班的时候每班10.75万元的单班利润少，而且每周的总利润额会下降到342 万元，但是，我的市场份额大了，利润总额就可以增加到190万元，明显比原来的172万元又增加18万元。当然，曹操这样考虑，孙权也会这样考虑。实际的结果是总的航班数由原来的每周32个增加到40个。航班增加了，机票价格会应声下跌，每周40个航班的机票价格下降到了850元，利润总额下降到了330万元，各自165万元。在寡头市场上，出于利己的动机主动增加供应量，会使市场价格低于垄断价格，而且赚到的总利润也小于垄断利润。虽然利己的逻辑使得市场供应量的增加大于垄断水平，但是不会自己增加到完全竞争的数量水平。曹操还是曹操，如果在40个航班的水平上他还想通过增加航班数量提高自己的利润量，他可能会考虑假如孙权的20个航班不变，自己增加4个航班，即使机票价格下降到800元，一个航班还保证7万元利润。这样24个航班的总利润就是168万元，也还能比现在高出3万元。可是孙权对这种情况不会不做出反应的。反应的结果则是，都增加4个航班，这就会使每周的总航班数增加到48个，机票价格下降到700元，总利润下降到216万元，实际上各自的利润只有108万元。曹操和孙权在京沪航线上的博弈基本上稳定在44个航班，不会轻易再增加航班。因为在这个水平上，双方的每周总利润都保持在154万元的水平，如果谁在增加航班，譬如曹操再增加4个航班，即使孙权不动，在48个航班的水平上，曹操的26个航班也只能得到每周117万元的利润。此时谁都不会再主动增加航班数量。因此，可以看出，在寡头市场上，一旦双方发现增加航班数量降低价格，总利润会低于不增加航班数量的时候，就都不会再主动采取措施，而把价格和航班数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种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指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每一方都在另一方所选择的战略为既定时，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一旦双方达到了这种纳什均衡，都不会再有做出不同决策的冲动或激励。返回目录纳什均衡说明合作和利己之间的矛盾。合作并达到垄断的结果会使寡头的状况更好，但是由于各自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能达到垄断结果。每一方都有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诱惑，而每一方都努力这样做时，总量增加了，价格下降了。双方都不会一直等价格下降到边际成本才停止扩大生产。在京沪航线上，我们看到了曹操和孙权之间的合作博弈最后形成了均衡的局面。同样，在北京到广州的航线上，我们又看到了曹操和刘备之间的寡头均衡。而在上海到广州的航线上，则看到了孙权和刘备之间的均衡。为了维持一种均衡，谁也不愿意主动增加航班导致价格降低，使利益受损；同样，谁也不愿意主动减少航班，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竞争对手。总之，曹操也好，刘备也好，孙权也罢，当这些寡头们选择利润最大化的生产供应量时，这个量一般会大于垄断的生产供应量，而小于竞争的生产供应量；而寡头的生产价格也会高于竞争价格（竞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低于垄断价格。这就是寡头市场的特征。在本回中我们注意到：寡头市场是很有自己特点的，即使寡头们愿意勾结起来成为价格联盟的卡特尔，事实上也是暂时的均衡；他们更多的是采取降价的方式力图自己扩大市场份额，有时甚至采取掠夺性定价的方式置对方于死地；在根本不可能消灭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寡头市场最终会形成纳什均衡。第十五回强调差异化鲁肃市场树品牌性骚扰案让科比损失多少亿？什么卖果奶的企业都改卖纯净水了？一个品牌价值几何？打广告的钱有多少打了水漂儿？本回经济知识要点：垄断竞争竞争力进入壁垒策略行为差异化过剩生产能力广告品牌蜀汉集团的彩电项目自从实行成本控制以后，还是有了一定的起色。这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自从关羽在彩电项目认真进行边际成本考核以后，彩电成本明显有所下降，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是显著提高了。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加强了技术创新，推出了新的产品，特别是背投彩电的推出。但是，电视机市场是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竞争有很多特点，甚至在很多方面，竞争并不仅仅在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价格方面，差异化应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可是在竞争策略的认识上，蜀汉集团内部并不统一。制造业的众多市场都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是一种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上存在着许多出售相似却不完全相同产品的企业。这种市场有三大特征：一是有许多卖者，许多企业在争夺同样的顾客群体；二是产品有差别，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海尔冰箱和新飞冰箱、摩托罗拉手机和诺基亚手机、长虹电视机和TCL电视机，产品之间都有差别，并不是像小麦、大豆一样都是完全相同的产品。因此，垄断竞争归根结底是一种有差别产品的竞争；三是产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返回目录也就是不存在任何障碍（就是不存在经济学家说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我们闭着眼睛想一想就能列出一串这样的市场：图书、光盘、电影、啤酒、饮料、食品、家具、餐馆、酒吧等等。刘备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的价格战略，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上，竞争力归根到底是价格的竞争力。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还是比较看中价格优势，因此，物美价廉就意味着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这一策略曾经为彩虹电视机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市场价格是一把双刃剑，价格大战最终也会伤害自己。在中国的电视机市场上，刘备虽然是价格战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并不是价格战的胜利者。目前在中国的彩电市场上，实力比彩虹电视机强大的至少有长虹、TCL、创维、海信四家，此外还有一些是国外名牌和国内的合资企业。面对市场上国内外强大的竞争对手，刘备也经常唉声叹气，觉得当初在价格战的问题上实在做得太仓促，自己本身实际上并不具备打价格战的实力。有时候刘备非常羡慕格兰仕微波炉的愈尧昌：这位被称为“价格屠夫”的家伙，居然在微波炉市场上呼风唤雨，把微波炉的价格从2000多元一路杀到200多元。如果没有十足的功夫，谁敢于不惜血本这样拼杀到刺刀见红？当初我在彩电的市场上发起价格大战的时候，微波炉才在中国市场刚问世，可是不到半年，愈尧昌就在微波炉市场上杀得刀光剑影，烟尘滚滚。我提出要以彩虹电视“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他提出在与外国产业资本和品牌的对抗中，格兰仕要“最后一个倒下！”我当时显得雄壮威武、雄心勃勃，他多少有点悲壮苍凉、壮怀激烈。如今可好，我没有扛起什么大旗，他也没有最后一个倒下，反倒比谁立得都稳。这究竟是为什么？好一个刘玄德，虽然一世枭雄，也不能不在近乎惨烈的市场竞争中饱尝酸甜苦辣，躺下来自己把忧伤抚摩。其实刘备也不用太过悲伤，彩虹电视机和格兰仕微波炉本来就不在一个市场上，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都是不一样的。电视机的竞争对手个个实力不俗，难分伯仲，微波炉作为新兴行业国内厂商实力一般，而微波炉的规模经济效应又比较明显，因此，把规模做大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市场的优势，也就有资本打价格战了。正因为如此，谈到价格战的时候，人们谁还记得刘备？早已经把他望得一干二净。而格兰仕在中国的家电业倒成了价格战的代名词。正是由于依靠将价格战进行到底的策略，格兰仕不仅成了国内微波炉行业的老大，而且在全世界业拥有了很高的市场份额。对于刘备的郁闷，诸葛亮看在眼里，他劝说刘备：对于市场上的风云变幻，要有清醒的认识。电视机市场和微波炉市场虽然都是垄断竞争市场，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电视机严格地讲属于IT家电，IT家电的竞争主要靠技术和创新。而微波炉应该属于白色家电，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尤其是自主知识含量应该说是有限的，因此竞争主要靠规模，靠价格。但是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上，“只有垄断的份额，却没有垄断的利润。”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足够丰厚的利润，就不可能阻止潜在的竞争进入，因此，格兰仕在微波炉市场上为了防止潜在竞争者，就把价格压到大大低于边际成本以下的位置，巨大的规模和极低的市场价格，可以保证彻底摧毁产业的投资价值，这种设置进入壁垒阻止对手的策略行为，目的是让潜在的竞争者充分认识到投资这样的产业是无利可图的，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市场的垄断份额，但是，这种垄断份额是以微利，甚至达不到相当的规模就根本无利作为屏障的。曹操所谓的“鸡肋理论”，指的就是这样的产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从理论上讲，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进入和退出是自由的，毫无障碍的，而实际上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存在缺陷，一旦进入一个行业，投入巨大的资本，再退出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把一个产业做得让潜在的投资者觉得“食之无味”，才能保证没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同时也还有不少已经进入的竞争者又感到“弃之可惜”，说明这个行业还有利润。否则，可能整个产业就不可能发展了。但是，在电视机这样的“黑色家电”行业，由于早期的进入者都有地方政府的背景，资本实力相对要雄厚得返回目录多，因此，相对于格兰仕微波炉那样的屏障，我们蜀汉公司是建立不起来的。承认这样的现实，保持垄断竞争的格局，就应该强调产品差异化战略，靠差异化生存。诸葛亮并不反对关羽强调成本战略。在和竞争对手的市场较量中，如果没有成本优势，就不可能有多少盈利，甚至会发生亏损。在关羽的亲自努力下，彩虹电视机的成本下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垄断竞争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必须使边际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才能阻止新进入者对市场形成的挑战和冲击。诸葛亮明白，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典型的特征是“过剩生产能力”，由于存在过剩生产能力，许多企业开工不足，表面上看，这会造成浪费，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经济效率的无谓损失。实际上，过剩生产能力对潜在的进入者是一种遏止力量。垄断竞争产业就是依靠过剩生产能力，增加一定的过剩产量，使边际成本上升到价格水平以上，才能获得市场的长期均衡。关羽是一个优秀的管理型人才，成本是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把成本抠住了，产品在市场上有了竞争优势。因此，降低成本是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诸葛亮看来，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的电视机产品，更应该注重技术创新。这是因为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只有产品的差异化，才可能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而产品的高度差异化可以获得近乎垄断的市场效果。为此，诸葛亮在蜀汉公司提出了“差异化生存”的竞争理念，并通过在各种会议上讲解差异化竞争策略的重要性，使公司上下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诸葛亮充分考虑了刘备和关羽等人的经营思想和管理作风，在加快技术开发与创新的过程中，注意把握产品开发的技术路线，使新产品尽可能同市场相衔接，使新产品的价格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因此，在新一代电视机的开发方面，彩虹电视机主动放弃高端路线，在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数字电视和背投电视的技术选择上，决定重点开发背投电视。这种电视机非常适合城市家庭住房条件改善以后的新需求。而且比起其他彩电企业的产品如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视等，背投电视还具有相当的价格优势，这就把价格和技术创新统一起来了。虽然从长期看，数字彩色电视机是发展方向，目前的模拟制式将来一定会逐步淘汰，但是，这个过程估计要持续20年以上，因为广大农村的居民不可能在彩电的消费方面走出超越城市的需求路线。一般而言，在城市逐步淘汰的家用电器产品至少在农村还有8~10年的生命周期。而数字电视节目的开播还需要一个反复实验的过程。诸葛亮明白，在技术开发的先进性方面，并不是越超前越好，而是越适应市场，越能够引领市场越好。完全脱离市场实际需求的新技术产品是没有意义的。在彩电市场的新品开发方面，蜀汉公司取得了明显差异化效果。目前的背投电视机在质量、性能、价格和适应消费者需求等方面都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且，这一新的技术路线，与国内的竞争对手有了明显的区隔。差异化战略使蜀汉公司终于在拼杀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找了突围的方向和突破口。电视机突围的成功使蜀汉公司的老总门似乎找到了灵感。他们在电脑产品上也开始寻找差异化的突破口。国内的电脑产品，只要是有自主品牌的，其实从质量和性能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诸葛亮和董事会的成员商议，希望从市场客户群体的细分上能够明确自己的产品定位。这一动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经过反复讨论和商议，他们认为，应该把天想电脑定位在教育市场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潜在的消费者群体也比较大，如果能够从品牌上争取到下一代人的信赖，就不愁产品的销路了。在中国，从大学到中学，再到小学，学校需要用电脑建立电化教育网络和专门的电教室，学生需要在家里通过电脑学习。这个市场是比较广阔的。打开教育市场，就成为天想的市场主攻方向。返回目录蜀汉公司首先从电脑的功能方面着手开发，按照不同学校对于电脑功能的不同需求，开发出不同配置和功能的电脑，对小学生甚至从电脑主机到显示器的外型设计上都尽可能卡通化、儿童化、情趣化。在市场定位上，天想电脑把自己确立为“面向教育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所有的学校教育需要通过电脑解决的问题，他们都尽可能去开发，去尝试。凡是用户提出的实际问题，他们都组织技术人员联合攻关，力争在电脑的方便快捷方面，做出自己的特色来。在营销方面，蜀汉公司提出，天想电脑要“解决学校和家长的后顾之忧”的营销策略，在广告上则打出了“天想让我天天想”的口号。这本身全是贯彻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由于把握住了垄断竞争市场的特点，这样的策略果然奏效。自从明确市场定位以后，天想电脑开始全力以赴开发教育市场，把自己从一般的大众市场上解放出来，走上了越来越专业化的道路。天想品牌越来越成为电化教育市场的强势品牌。市场已经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特别是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品牌已经成为产品和企业之间差别化的集中表现。消费者到市场上购买产品，挑质量，挑价格，挑性能，挑外观设计，挑产品的文化定位，挑来挑去，挑花了眼。最后其实什么都不挑了，只挑自己比较喜欢，比较信赖的品牌。为了迎合消费者，各路商家也纷纷把自己的品牌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譬如汽车，不仅有高中低档之分，还要从品牌上分出现代气质的和经典文化的、男子汉的威猛和女性的飘逸。你要开车或者坐车就必须懂得，哪些品牌是代表公务车的严谨，哪些品牌又是代表商务车的豪华，哪些品牌则是代表家用车的轻便；你还必须了解，哪些品牌代表尊贵，哪些品牌意味着豪华，哪些品牌蕴涵着浪漫，哪些品牌暗示着放旷。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商家为了实施差异化而故意贴上去的文化标签。鲁肃也深知品牌的市场力量。自从周瑜的小乔品牌果汁饮料推出以来，果汁饮料曾经在市场上风靡一时。周瑜还让小乔亲自出马，作品牌形象代言人，市场反应也相当强烈。中国的品牌竞争，开始出现品牌形象代言人就是从小乔开始的。后来在各类市场上的各类品牌，到处请一些红男绿女，影视歌星，其实都是跟周瑜学的。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推出形象代言人的品牌，如果形象好的同时，人品也好，确实有市场的感召力，许多明星崇拜者会爱屋及乌，跟着明星们推崇的品牌去消费。但是，一旦明星出了什么男盗女娼之类的丑闻，形象彻底毁坏，其代言的品牌也会受到极大伤害。NBA当红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因为一起强奸案，搞的自己焦头烂额，形象大损，耐克等许多签约公司为了挽回品牌损失，立即停止了同他的合约。至少我们看到的在中国市场上，耐克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已经更换成了姚明哥哥。东吴集团也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除了亿科地产、东南航空和周瑜的果汁饮料，其他项目都发展得不好。集团决定让鲁肃担纲，进军奶制品市场。同诸葛亮一样，鲁肃也看到了青少年的需求市场是比较大的市场，特别是新一代儿童和少年的饮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鲁肃决定投资市场上儿童比较喜欢的“果奶”，把鲜奶通过高温消毒加工配料，添加儿童营养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做成儿童喜欢的酸甜口味，百喝不厌。为了能够尽快打开果奶市场，鲁肃准备一开始就实施品牌战略。鲁肃请一家国内知名的品牌策划公司，花了30万元做果奶品牌策划方案。这家公司做了两个多月的前期市场调查以后，通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叫做“乐哈哈”的新品牌，并设计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品牌形象。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策划方案是极其简单的，中国国内有娃哈哈和乐百氏两大果奶饮料品牌，把人家的综合到一起，无非是想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总给人有点儿傍大款的嫌疑。可是时下流行请“外脑”，从公司发展战略、营销方案、人力资源规划到品牌设计、形象策划、CI 设计、VI设计等等一律都在花大价钱找一流的设计公司做专门设计。专业设计返回目录公司拿出的方案无论多么千奇百怪，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聪明人都能看出亮点，傻子都看不出特色。所以，鲁肃当然也不能脱俗，他知道，在东吴集团内部，如果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方案，肯定会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你是自作聪明；如果是请“外脑”设计出来的，那第一人家是专业公司，术业有专攻，造诣很深，我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了人家的专业设计功夫；第二凡是花了钱的肯定是物有所值，说行就行，不行也行；第三即使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大家也都不便指责谁。现在很多公司，一遇到这样事，就以请“外脑”的方式下单。这实际上是做一种大家都“乐哈哈”的事情。在果奶市场上，乐哈哈是一个新进入者。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作为新进入者，除了要有可靠的产品质量，让消费者信得过，更重要的是要让消费者能够认知它，了解它，喜爱它。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广告是生产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了品牌形象设计，为了让消费者知道关于新产品乐哈哈的质量、品位、价格、产品特点和市场定位，鲁肃就开始在媒体上大做广告。很快，乐哈哈就以奶品市场上的挑战者的姿态，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广告是在有差别的产品市场上向顾客传递各种可供选择信息的手段。在没有差别的完全竞争市场上，广告的作用不明显；在完全垄断市场上，根本就不需要广告；在寡头市场上，偶尔也会有广告出现；而真正的广告竞争主要是集中在垄断竞争这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上，广告才能发挥作用。广告的这种作用主要是把自己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让消费者了解、认知和信赖。广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许多做广告的企业本身也不清楚。诸葛亮就曾经问过鲁肃：“你花那么多钱在广告上，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你自己清楚吗？”鲁肃无奈地说：“我也知道我们花在广告上的钱有一半是浪费了，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半。” 即使如此，为了竞争的需要，企业还要每年做详细的广告投放计划。为了强调广告的不同作用，经济学家故意把广告区分为信息性广告和劝说性广告。信息性广告是向消费者提供关于商品质量、性能、价格、款式和购买地点等方便消费者购买的信息。劝说性广告则是向消费者掩盖其他信息，目的是蛊惑消费者，使他们在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之间相信存在着差别，差别就是同类商品之间有着不同的“品牌”。消费者你只相信我的品牌就行了。鲁肃进入奶品市场以后，一直兢兢业业地做产品，试图把儿童喜欢的果奶做得更加精致实用，让乐哈哈能够超过原来的市场领导者娃哈哈和乐百氏，使自己的乐哈哈品牌能够跻身三甲。可是，一切都在变化。等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鲁肃再到市场上看时，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顺利实现了产品战略的大调整。鲁肃又是一脸的不明白：我就始终不信，消费者难道就没有这些基本的判断力？难道真的就分不出奶品的质量？如果说是奶粉，不好辨认质量，不知道究竟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有多少，那还情有可原，因为辨认不出来奶粉质量的好坏，最后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大批营养不良的“大头娃娃”也在所难免。可是这液态奶一眼就能认出质量的好坏来，喝上一口就全知道质量和味道如何了。原来只听说他们总是往奶里面掺水，谁知道，掺着掺着，他们竟都忘了往水里掺奶；现在倒好，干脆不再掺奶，直接就做成“纯净水”了。而且价格一点不比原来低，看来真正世界变了！鲁肃不相信纯净水就是奶变的，就像他不相信人就是猴变的一样。许多消费者也不相信纯净水是奶变的，就像鲁肃不相信人是猴变的一样。可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原来所认识的娃哈哈和乐百氏都是果奶品牌，现在呢，确实变成了两大纯净水品牌。我们也不相信，既然都是纯净水，那么产品还有什么差别呢？回答是：有！比如，一个装纯净水的瓶子是圆形的，另一个是方形的；一返回目录个包装的颜色是绿色的，另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经过“27层净化”的，另一个是多少层则是保密的；一个是浙江的企业，另一个是广东的企业等等。如果说这还不足以使你认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矿泉水的例子。农夫山泉，有点甜！经常赞助中国的国家队，所以成为中国运动员的指定饮料，虽然也就是一瓶水，但是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依云”是一个法国品牌，据说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因为是舶来品，价格自然是不菲的。大概是农夫山泉的3~4倍。那么区别在哪里呢？在于价格所决定的品位。一个高级女白领在街上就应该喝依云，那才显示出高雅和尊贵的气质，如果你喝农夫山泉，那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农夫。问题出在哪里？仅仅是由于品牌的定位不同，就赋予了品牌不同的文化内涵。结果就很明确，同样是水，也都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起来的一种纯净物质，由于不同的包装和不同的品牌，就有了不同的社会消费文化内涵。于是品牌就成了完全同类商品之间的主要的和唯一的区别。品牌的定位是人为设计的，品牌战略是人为制定的。同样是水，品牌定位不同，价格会有很大差别；同样是酒，二锅头卖4元，茅台酒卖400元。品牌不同，天壤之别呀！一时间，品牌战略成了企业必须重视的首要战略。书店里，品牌战略的书卖得火起来了，搞品牌形象设计的人吃香了，围绕品牌搞企业形象识别的设计人员发财了。国内开始出现要么是自封的“十大品牌专家”、要么是若干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册封的“十大策划大师”等各色人等，怀里揣着菲利普?科特勒或是迈科尔?波特的著作，开始为企业“策划”、“包装”。企业开始为自己的品牌往中央电视台送广告，那些“黄金时段”的广告价位开始从500万猛涨到1000万，从5000万猛涨到1个亿，从1亿再涨到3亿、5亿。“秦池”、“爱多”等广告“标王”，一个接一个出现，又一个接一个倒下。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他们在呼喊着：“为了品牌的辉煌，前进！” 鲁肃越发看不懂了。在本回我们了解到：垄断竞争市场实际上是最激烈的竞争性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进入壁垒，但是不像寡头市场那么高；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各个厂商都会采取各种策略行为，实现差异化竞争的目标；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一般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各个公司之间会通过广告营销行为，推进品牌战略的实施。第十六回诸葛亮机器代人马懿汉中造纸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比我们快？街头卡拉、噪音扰民能通过合约解决吗？ “一夜情”有没有“负外部性”？谁应该为环境污染“买单”？本回经济知识要点：市场失灵私人成本社会成本专利保护外部性正外部性负外部性技术溢出效应产权公地悲剧科斯定理产权边界搭便车交易费用返回目录却说诸葛亮作为CEO执掌蜀汉公司，不断追求技术进步，提出要向技术进步要效益。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究和开发力度。试图通过占领新技术的制高点，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在电视机新产品的开发上，诸葛亮主持的背投彩电开发成功以后，立即投入市场营销开发，根据各个城市的需求状况，准确把握了城市居民家庭电视机更新换代的节奏，在调查了居民住房的不同面积以后，把背投彩电的尺寸从37寸到63寸的系列化开发作为占领市场的要点。很快彩虹背投彩色电视机就成了蜀汉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和新的增长点。在电脑项目上，蜀汉公司集中自己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重点开发教育市场的解决方案，强化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诸葛亮提出产品战略调整，逐步减少大众市场上PC机的生产和市场供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领域的自动化产品生产和供应，由消费品向投资品领域过渡，帮助制造业领域的企业逐步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这是目前国内需求比较大，但是供给明显薄弱的市场。诸葛亮早年就造过木牛流马，并且成功地用于战场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如今要走“军转民”的道路，开发制造机器人，也就是把过去的动力技术、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和现在的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使自动化程度更高。这种产品其实不是通用的产品，是要根据企业的具体要求，根据企业的生产特点和组织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企业解决方案”，就像现在非常时髦的ERP是一样的。诸葛亮生产的机器人都是根据企业的要求，量身定做的。但是机器人本身的很多设计是通用的技术原理，加上机器人生产所需要的电子芯片也多少是通用的，只有少数的零部件和外形是根据客户需要单独设计。因此，诸葛亮的机器人项目推出以后，造出了第一批机器人产品，很快在其他企业就有新的设计。这种情况就像目前的手机一样，只要有新的款式出现以后，很快就有类似的更新的产品出现，而且功能更好，设计更新颖。机器人是变革的技术前沿，只要一个企业设计制造出来以后，其他企业就能够很快地模仿并创新出来。这个问题也使诸葛亮非常头疼。本来公司前期的技术开发投入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实施技术保护，其他企业也可以设计出类似的新产品。也就是说，在电子信息领域，新的设计方案在给本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给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带来好处。所以，在电子信息领域存在着18个月就使技术翻一倍，价格跌一半的“摩尔定律”。对于这件事情，诸葛亮曾经呼吁政府能够给予干预，甚至请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开会时到人代会上提交议案。但是似乎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本来，政府能够设计出一种政策，专门用来促进行业技术进步，这种政策就是技术进步政策。但是，有的经济学家反对这样做，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如何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是存在困难的。因此技术进步的促进政策至今不见落实。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种技术政策是专利保护。专利法通过给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使用自己的发明，而保护了发明者的权利。当一个企业有了技术突破的时候，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的技术收益。如果其他企业想使用这种新技术，就必须得到发明者的允许并支付专利费。因此专利制度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开发活动。据诸葛亮推测，英国之所以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实现工业革命，就是因为英国最先实施了专利保护制度。专利保护使大多数人有技术发明的积极性，并且确实能够从实用的技术发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我们国家在专利保护方面一返回目录直成效甚少，致使诸葛亮从木牛流马到机器人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推延了1800年。从木牛流马到机器人，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使中国的诸葛亮走了1800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如果说中国不保护专利，那是冤枉了政府。我们的保护专利法规很多，也很健全，但是专利保护实施的程序要求，必须把个人的技术发明公开出来，通过专利发布，别人才知道你拥有了这方面的专利技术，别人也就不再和你搞完全相同的技术发明了。如果觉得你的技术发明实在是好，可以通过技术市场的转让，购买你的专利，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发明技术专利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可是，在中国有很多人当你的技术专利公开以后，不会主动的向你付费购买，用了也就用了，“窃书不算偷，”更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技术？按说如果申请了技术专利，国家应该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可是警察连小偷和交通事故都处理不完，那有时间管你这算不上偷的事情呢？再说谁用别人的专利技术也不是照方抓药，总要做些改进，让你即使发现，和人家对簿公堂，也是难死法官的案子。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问题，谁也不可能改变。诸葛亮试图想通过技术发明推进社会技术进步，架不住大家都在伺机剽窃别人的成果。所以1800年就这样过去了，谁也没有多少积极性去做这些东西。而对于那些技术秘方，通过保密世代相传的技术诀窍，中国虽然不少，却总是传子不传女，难以通过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改进而获得进步。正当诸葛亮发明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业、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时候，司马懿则在汉中忙于造纸。司马懿和蔡伦属于忘年之交，在造纸术上曾经得到过蔡伦的真传，是中国较早掌握造纸技术的专家。司马懿选择在汉中造纸主要是看中了汉中的农林资源丰富，水资源可以保证，劳动力便宜，成本低廉。由于近年来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发行量增加很快，对于纸张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纸张价格一路看涨，这使得司马懿很快就发达起来。司马懿到底是老谋深算，虽然从事的行业是一般的造纸业，却明显比诸葛亮的高科技产业取得的市场效果显著得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对称。这就出现了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造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产生很多污水，这些污水中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被排放到环境之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增加了人们患癌症的危险，生出畸形儿，并引起其他健康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自从司马懿的造纸厂获得丰厚利润以后，周边的邻县纷纷建立小造纸厂。小厂的条件更加简陋，污水排放更加严重，致使这一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臭气熏天，河流浑浊，鱼虾死亡绝迹。就连人们饮用的井水也受到严重污染。当大家都忙于赚钱的时候，谁也没有顾及环境会污染这样的严重问题。这种问题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解决不了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种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影响。外部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气、废水、噪音等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工厂自己如果不通过技术改造投资降低这种污染，周围的居民就要承担这种污染。一家生产氧化铝的工厂，每生产一吨铝就有大量烟尘进入大气，给呼吸空气的人们造成健康危险。董事长们贷款买了汽车，自己开起来很方便，但是排放了尾气，让其他的行路人受害。电冰箱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食品、蔬菜和冰淇淋，但是，用来制冷的氟利昂却严重地损害着大气的臭氧层，从而引起气候发生重大变化，使人们暴露在辐射之下，增加了患皮肤癌或其他癌症的危险。返回目录一种行为如果对他人的影响是有利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正外部性”，像诸葛亮的机器人技术对社会的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就是正外部性。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创造了其他人可以运用的知识。其他人可以用他的新思想和原理生产出更加方便，更能提高生产率、价格更便宜的设备而不用付费。一个乐队在街头广场上纵情演唱给行人带来欢娱。城市的古建筑和雕塑美化城市的同时，给游人带来愉快的心情等等都产生正外部性。一种行为如果对他人的影响是不利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负外部性”。上面所提到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刘备家的狗在晚上总是狂吠不停，搅得四邻不安，是一种负外部性；关羽家的猫一到发情的时候就在半夜三更“叫春儿”，直接影响邻居们的睡眠休息，对邻居也同样具有外部性；张飞是一个喜欢到歌舞厅里唱卡拉OK的人，他的歌唱行为也同样具有负外部性，因为张飞的演唱总是扯着嗓子、声嘶力竭、跑调儿，这种行为虽然可以自娱自乐，可是，却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但是张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自娱行为也并非都是负外部性，更多的时候是他的正外部性。譬如张飞喜欢在春节的时候放焰火。每年春节张飞都要买大量的焰火亲自燃放。什么天女散花、炮打月明，什么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什么火树银花、丝路花雨。张飞只要一放焰火，全城的人其实都不用再花钱了，只需跟着观看，跟着欢呼，跟着高兴就可以了。张飞要是花2000元买焰火，如果有1000人观看，每人都觉得比自己花100元还值得，这就等于获得了10万元的利益。这种正外部性是具有非常高的效率的。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有时候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网上流行“一夜情”。聊得投机，互有需求，就很轻松地走到一起了。在自己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身体的快感之后，通常也能够给对方带来同样的愉悦和快感，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可是这种方式也带来艾滋病传播、家庭失去和睦，甚至一不小心倒腾出个孩子来，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又都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是因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譬如司马懿造纸，他并没有付出治理废水污染的成本，却获得了大量的收益，这种污染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呢？只能由受害者来承担。受到污染的人群承担了这种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本。一个年产2万吨味精的工厂，要排放20万吨的高浓度有机废水。要治理这种废水，每吨的治理成本要60元，20万吨的治污成本就是1200万元。如果工厂不承担这种成本，那么就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否则，就只能让广大受害者忍受这种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痛苦。正外部性的成本支付恰恰相反，诸葛亮制造机器人，把他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和设计理念体现在作品之中。其他人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思路，再开发出新的更先进的产品。他在前期的投入所得到的科研成果，后人可以不费分文就能够直接使用，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一种正外部性的“技术溢出效应”。外部性显示成本和收益不匹配，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有了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学家们往往就开始惊呼“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价格和供求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率，已经起不到使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渡使用等行为，市场本身是没有办法调节的。如果无氟冰箱在性能和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为了保护臭氧层而愿意多掏钱买一个制冷效果很差的冰箱。返回目录对于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有的可以通过私人协商的方法解决，有的则很难当出现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比如大家自觉尊重公共卫生秩序，不乱扔垃圾，法律也可以明令禁止乱扔垃圾，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大多数人还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在公园不要乱扔烟头，特别是干燥天气登山的时候，更不能乱扔烟头，以防火灾的发生。在公共汽车上主动让座，教育孩子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嬉戏打闹等。通过道德规范把影响他人的外部性行为内在化。慈善行为也是解决外部性的很好手段。通过捐赠衣物把城市的旧衣服无偿转移给很多贫困的家庭，使他们得到福利的改善。通过捐资助学让失学的儿童能够继续上学，把善款捐赠给大学用于贫困大学生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这些都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私人之间的协商一般适应于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如种果树的果农就乐意和养蜂人协商一致，甚至愿意无偿为养蜂人提供摆放蜂箱的场地。。因为蜜蜂在果树上采花粉有利于果树结果实，蜜蜂采花粉酿造蜂蜜，双方都有好处。而具有负外部性的东西，往往就比较难以通过协商解决。司马懿造纸的行为排放了大量的废水，对汉水的下游造成越来越大污染，这在整个汉水流域的下游地区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公愤。认为这是赚的昧心钱。但是，司马懿根本不理那一套，照样满负荷生产。为此，下游地区的民众曾经多次反映，有人希望蜀汉公司能够出面干预，诸葛亮考虑到民众的要求和生活质量问题，也曾经同意马谡带领王平等一干人马，沿江取样，化验各种指标，希望能够用数字说话，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逼使司马懿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一路人马沿江而上，还远没有到达汉中，仅仅到了街亭，就被司马懿集团的司马昭率领一班人马堵在街亭，把他们沿途取得的瓶瓶罐罐打得稀巴烂，各种数据资料被悉数销毁。马谡等人一个个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司马懿认为是你诸葛亮多管闲事，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汉江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干吗要整我的黑材料。这件事搞得诸葛亮很没面子。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这次矛盾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汉江既不是司马懿的，也不是诸葛亮，这样一条大河，有人可以在里面捕鱼，有人可以在里面游泳，有人用河水洗衣服，有人用河水灌溉农田。当然也有人往河里排放污水。这些都是个人的权利。前者几项没有太大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但是，诸葛亮不可能是公有产权的化身，其实任何人也代表不了公有产权。但是如果诸葛亮和其他沿江的居民在这条江上有自己的利益，如游泳、捕鱼、洗衣服、灌溉农田等，因为司马懿造纸排污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当真是东汉末年，或是三国时期，我们大家还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那么，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在维权过程中双方都有道理的时候，“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诸葛亮可以率民众围堵司马懿的造纸厂，司马懿也可以让司马师、司马昭组织工人驱散诸葛亮率领的乡勇民团。没有一定的实力，靠诸葛亮再演出“武侯弹琴退仲达”的空城计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尽量不要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叫科斯，是一位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头儿。他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是意思是说，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从而解决双方的权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返回目录根据科斯定理，诸葛亮不打算对司马懿用兵，他找到司马懿开始协商解决污水排放问题。诸葛亮说：“仲达先生，你这造纸厂的污染排放问题太严重了，直接影响到下游人民群众的利益，你也知道，现在可是发展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历史新时期。你不能只顾自己赚钱发财，把河水都污染了，直接影响下游老百姓的生活。这个问题都反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了，你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今天是专门就这件事来和你协商解决办法的。你看此事怎么办才妥当呢？”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来者不善，他也早就有所准备。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咱们有话直说，孔明先生也不要以为自己会造机器人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次来替下游老百姓谈污染治理的问题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在汉中地区造纸，起码是解决了这里大批人的就业，为当地的税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说因为污染就停下来不生产，别说我，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也不答应。所以你说谁不是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诸葛亮打断了司马懿的话说：“仲达之言差矣！我这次登门是要协商污染的防治问题，怎么会扯到关闭工厂上呢？真要强行勒令关闭，那也是上级政府的权利。我们之间只能就问题本身做协商，互相让步，力争问题能够解决。我不相信，这事难道比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还难？你要知道，这河流污染直接危机到下游500万人的福利，你应该搞一个污水治理工程，把经过治理达标的水再排放到河里去，这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司马懿一听哈哈大笑：“孔明先生所言极是，可是人吃五谷杂粮，还要大小便呢，不也是污染吗？哪有工厂不排污的，如果我治理了，别的工厂继续排放污水，别的人继续大小便，该怎么办？这些都是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再说这治理污水的工程款谁出呢？如果谁要是不让排放污水，谁出这个钱，我同意专门建造一个污水治理厂，谁不愿意实现清洁生产？” 诸葛亮说：“排污是你的权利，但是，任何权利都要受到约束。你不能随便排污到江河之中，正像你不能随地大小便一样。为了下游500万人民的公众利益，我代表500万受害人民，每人拿1元钱给你，一共可以拿出500万元给你治理污染，凭良心，你也应把这污水治理好了吧？” 司马懿说：“500万元不是小数目，我非常感谢。可是像我这工厂的规模，真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1000万元也不够。如果孔明先生不相信，我出500万元，加上你的500万，你负责这个项目如何？” 诸葛亮听司马懿这么一说，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一是不知道这样一个污水治理工程到底需要多少费用，真要作为一个项目去论证，本身就需要10万、8万的费用。二是由于权利边界不清，谁出钱都觉得冤枉。沿江下游的500万人如果按人头收费，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出这1元钱。那么有人出钱，有人不出钱，而享受同样的好处，这就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搭便车也就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付成本和费用而随着别人得到收益和好处的行为。如果反复进行谈判，像司马懿这样的“滚刀肉”也不是在谈判桌上好对付的人，即使是签订了和约，监督执行起来还是十分困难。这种在谈判签订和履行和约过程发生的各种交易费用实在太高。想到此，只好暂时作罢。诸葛亮平生第一次感到很沮丧。想当年在上方谷一役，若不是天降大雨，司马懿自己就知道“吾命休矣！”现在留下这殃民的老贼实在难以对付。本来按照科斯定理：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现在看来，科斯毕竟是个老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返回目录更使诸葛亮感到意外的是，他和司马懿关于治理污水的谈判还没有任何眉目，此事就被周边的各县乡知道了。听说诸葛亮要出500万给司马懿治理污水，各地纷纷决定上小造纸厂，并且明确表示：谁不同意我们建厂也可以，把治理污水排放的费用直接给我们，我们可以保证5年内不再考虑上造纸项目。听说了这些情况以后，诸葛亮更加感觉此事难以通过私人协商来解决。还没怎么着呢，就又冒出来一群准备排污的项目等你拿钱。这比那些听说政府要征地纷纷在地上插柳条当树木来得更邪性。在私人协商无望的条件下，诸葛亮再次想到了政府，他希望通过政府的法律强制执行污染治理，企业可以通过缴税“购买”污染权，然后由政府把这部分税作为补贴给受害人或通过招标建立污染治理工程解决污染问题。 “看来在中国必须尽快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诸葛亮感叹道。在本回我们发现：技术有很强的社会溢出效应，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加速；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造成的，蜜蜂采蜜和果树异花授粉之间是正外部性，造纸厂和开车污染环境是负外部性；在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上，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为存在交易费用和搭便车行为；科斯定理只是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真空，因为交易费用是普遍存在的。第十七回曹操改制设期权张飞建桥利交通本回经济知识要点：企业性质分工和交换交易费用授权委托—代理关系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所有权期权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公平与效率曹操一生辛苦操劳，欲成中原霸业，建立的公司企业数十家，涉及的行业十多个，在中国，曹操的中原集团堪称百强之首。可是常言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如今这几十家公司，除了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由曹丕主持，一家拍卖行和旧货市场曹植在张罗，其余的还都得曹操亲自经营。有句古老的格言说，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你最好自己亲自去做。问题在于曹操的这些公司由于规模太大，层级太多，如果事必躬亲，那肯定忙得要死，也难以提高效率。可是如果放手让手下的人打理，没有几个真心实意为公司利润着想的，搞不好就是亏损。曹操面对中原集团这种局面，真实感到比国有企业还国有企业。要效率没效率，要利润没利润，架子虽大，竞争力却很弱。仅就航空公司而言，虽然目前中国航空是国内最大的航空公司，可是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在国内是倒数第一，甚至新近成立的海南航空公司也在很多航线上对中国航空开展了竞争。虽说这海南航空多少有点外资背景，可经营管理者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他们为什么就比我们效率高呢？返回目录为了中原集团的霸业永存，曹操整日呕心沥血，费尽移山心力。但是由于从根本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曹操总是忧心忡忡，呼酒买醉，仅办公室的杜康酒空瓶子就有好几箱子。无奈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浇愁愁更愁”。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头疼病，请来了神医华佗，为他诊治，华佗要为他做开颅手术，他不相信华佗有那么高明的医术。贾诩知道他这病是因公司管理混乱而得，就为他到京城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帮助分析公司情况。经济学家通过调查分析，指出了中原集团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缺乏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委托—代理关系混乱，没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结果导致机制僵化、效率低下。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都普遍存在。国有企业由于产前关系不清，导致权利和责任不明确，管理上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家族企业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由创业者亲自经营，亲自管理，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一般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旦规模大了以后，管理方面就开始出现危机。经济学家们观察到，规模 1 亿元是横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一道墙，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以后，家族企业往往面临“撞墙危机”。现在的中原集团，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企业，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毛病则是一样。曹操听了经济学家的诊治以后，精神为之一振，认为终于找到了病源。曹操立即问道：“怎么医治这种普遍存在的大企业病呢？”经济学家说：“中医讲究的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中国的企业里，这种病已经不是三年两载的事了，急切之中，难以有什么起色，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治理。”曹操是个心性比较急的人，就紧追着问怎样从根本上治理。经济学家说：“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基本制度上规范企业的行为。”于是就开出了一个药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个药方我们大家都很眼熟，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仍然有很多难以到位的地方。譬如产权清晰，究竟什么样的产权才叫清晰？好像没有明确的界定。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这应该说非常清晰，可是为什么就没有约束力呢？家族企业的产权难道不清晰吗？可是为什么到了一定的规模，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撞墙危机”？权责明确也是一样，从理论上好讲，实际的操作就难了，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内部的权利和责任边界都不可能完全清晰，社会上所有的权利和责任，都存在着一个比较模糊的边界地带，由上下和左右的当事人自己在实际的行为中寻找。政企分开作为一种目标是值得追求的，但是，那么多“红顶商人”的存在又足以说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二者是难以分开的。管理科学作为一种目标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但是，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又使大家很茫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理论家们在为我们说一大堆中听不中用的真理废话。曹操在这问题上和我们一样犯难。既然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至少应该首先知道企业是什么。企业性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企业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有大有小，曹操组织起来了那么大的集团公司，是一个企业组织，蒋干自己开一个小卖部，也同样是一个企业组织，只不过前者的规模可以大到几十万人，后者就是一个个体工商户。世界上最小的经济组织就是蒋干这样的个体工商户，这样的个体户在中国有几千万个，他们互不隶属，各自独立，互相联系。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组织则富可敌国。有许多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在 1000 亿美元以上，即使一些中等发达国家，他们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 1000 亿美元。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记载，2003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公司有13个，其中最大的是美国的沃尔玛商店，收入达2465.25亿美元，最小的花旗集团为1008亿美元。而在2003年，全世界231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000亿美元的国家有174个，占全世界经济国家和地区总数的75%以上。返回目录公司为什么会比国家大呢？这里边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只能说，公司的成长有它的内在规律。经济发展源于分工和交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交换，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单个的个体经济已经不能生产出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他们只能组织起来才能生产像汽车、飞机、电脑、电视机等技术和工艺都比较复杂的产品。甚至像衣服鞋子这样普通的产品，如果组织起来生产，劳动生产率也要比单个的生产者要高不知多少倍。除了技术和生产力的因素，企业组织的产生还有一个经济因素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单个个体之间的生产要进行市场交换，这种交换需要耗费生产者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市场调查研究成本，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搜集交易信息的成本，谈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成本、起草签订合同和履行合约的监督成本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大量的这些交易活动会大大地增加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占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使交易者之间不胜其烦，逐渐产生了联合起来能够更简单、更节省时间和费用的愿望。因此，如果各自独立的生产者之间联合起来可以使交易费用减少，他们就有联合起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动机。另一方面，企业的规模还决定于内部管理成本的大小。并不是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管理成本就越小，企业规模大了以后，管理的层级会逐渐增多，企业内部横向之间的协调成本也会增加。当内部的管理协调费用大于企业外部的交易费用的时候，企业的规模就是不经济的。如果说企业之间的交易是一种横向交易，那么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协调则是一种纵向交易。横向交易和纵向交易都产生费用，单从交易费用上考察，只有当横向交易的边际费用和纵向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时候，企业的规模才是最佳规模。曹操的中原集团规模比较大，层级也比较多。规模大了以后，就需要层层授权。授权就是把负责某一工作的权力和责任委派给他人。尽管授权很明显不如自己亲自操作更有效率，但是事实上对于几乎所有的公司组织而言都是必要的。没有哪个经理具有完成公司所有业务所必须的时间和知识。即使像曹操这样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人，甚至不能完成一个具有熟练技术的蓝领工人所做的工作，他更不可能去替代一个技术熟练的工程师。所以，只要存在公司组织结构，授权就是必须的。曹操要把公司的管理权力授予他手下的人，这样一个授权过程所反映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公司的所有雇员实际上都是代理人，他们要按照上级的意愿行事。公司的规模越大，越要形成各级授权。曹操作为所有者或所有者的代表，要把那些具体的管理责任授权给张辽、文聘、于禁等人，后者还要再把一部分权力和责任授权给其他人，结果就形成了一连串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中，每一次的委托和代理之间，都会发生行为目标的变异。委托人和代理之间始终存在着目标的差异。除了像蒋干那样的个体公司，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他既是公司的所有者，又是公司的工人，他即使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使周末也不休息，都可以使目标相一致。但是，哪怕他增加一个雇员，他就会作为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他的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就和雇员之间追求工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相矛盾。而曹操所经营的大集团公司，存在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怎样才能使各级代理人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行事，就成为曹操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经理们和作为所有者的委托人之间在利益上常常是不一致的。一个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经理决定购买一个电视台的某一档节目的广告时间，或者选择在某一个报纸上刊登广告，并不是因为那家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或那家报纸比其他媒体更能招徕观众和读者，很可能是因为媒体的广告业务部门给了他回扣或是其他便利。一个经理出差固定乘坐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即使他比别的航空公司机票要贵，可能是因为这样可以为自己在那家航空公司增加累返回目录计的积分，以便得到航空公司给予的免费国际旅游机票。一个负责采购的业务经理，只采购一家供应商的供货，可能是想将来跳槽到那家公司去。所有这些行为都与公司所有者的利益目标相冲突。委托人如果想使代理人与自己的目标尽可能一致，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是指，当负责任的经理做出正确的决策时，所有者必须使他们在做出正确决策的同时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指，当经理做出决策错误并导致公司利益受损时，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所有者往往希望经理们会做出与他们自己相同的决策，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所有者并不具有判断决策好坏所必须的信息。职业经理人需要在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下，努力搜集市场信息，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分析判断能力，尽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职业经理人一般要比所有者更厌恶风险，他们不愿意因自己的决策太过冒险给公司带来损失，从而影响自己的职业前程。为此，公司的所有者通常需要加大刺激的力度，鼓励经理人员敢于承担风险的行为，以使公司的利润增加。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曹操认为，对于管理人员，更多的是需要激励，同时也需要责任的约束；对于一般的工人，只要规则制度明确，责任目标清晰，操作标准规范，更多的应该是工作纪律的约束，同时也需要对工作成绩突出的人给予奖励。曹操熟读《孙子兵法》，自然也深谙“上下同欲者胜”的道理。因此，他对于经济学家所开出的药方一笑了之，自己决定采取改革激励约束制度的措施，从所有权方面解决管理人员的激励问题。曹操的改革方案是使所有的管理人员都能够拥有中原集团公司的股份，按照每个管理者的层级和在每个层级上任职的时间，给予管理人员公司股份的股票选择权。为了激励各级经理人员成为公司的所有者，曹操以集团公司每股净值的1/2作为公司经理人员内部认购股份的价格，鼓励公司各级经理们认购公司股份。中原集团的股份制改造，使得公司的股权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他们的收益将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相一致。所有权是解决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一把钥匙。曹操的制度改革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管理人员行为目标与公司利益相背离的问题。曹操的另外一招是在公司引入期权机制。期权是通过赋予管理者以当前的价格购买未来公司股票的权利来激励管理者努力经营的机制。曹操决定对高层经理采用给予未来的股票购买权利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曹操在一次集团公司的高层管理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自从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以后，公司的各项业务开展已经有了明显的起色。这充分说明，中原集团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坚持改革创新，在与时俱进方面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士为知己者死。”各位跟我征战这么多年，我将尽我所能，为各位谋求利益。我最近查了字典，得知MBO就是我们搞的管理者收购。我们通过股份制改造，已经使公司上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拥有了公司的股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我们还要引入发达国家的期权机制，现在中原集团的公司股票净值大约在4元的水平，为了让大家的努力得到应有回报，我决定，未来5年之内，给予各公司总经理以现在4元价格购买公司300万股票的期权，副总经理给予200万股票期权，部门经理给予100万股票期权。只要我们共同努力，5年以后，总公司的股票也许能够升值到6元，到那时，各位都是百万富翁，甚至是千万富翁，我即使不在了，也算为大家鞠躬尽瘁了”。曹操的一席话，很像发自肺腑，感动得在座各位个个热泪盈眶！其实期权是曹操惯用的伎俩。早年逐鹿中原，他就曾经用“望梅止渴”解决过将士们的口干舌燥问题。现在曹操又用这种期权的方式，在企业管理中激励管理人员，无非是故伎重演。但是股权购买权作为激励的工具在经济学上是很有道理的。公司经营得越好，经理们的报酬就越高，因此经理们就有动力使公司的市场价值达返回目录到最大。如果一个经理成功地将公司的价值提高了1亿元，那么他可能获得100万元的期权奖励。虽然只有1%，也足以激励他领导公司走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曹操原来用“望梅止渴”的方法激励将士还是一种虚幻的“期权”，那么现在对于经理们的股票期权则是可以兑现的激励。自从曹操实行股票期权购买计划获得管理上的体制突破以后，中原集团的经营有了明显的改善。这说明期权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激励机制。但是，经济学家们对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争议，认为这种方式是以现有股东的所有权被稀释为代价的。特别是当美国的安然公司丑闻出现以后，很多人更认为“都是期权惹的祸。”不过，对安然公司我们应该有冷静的认识，安然公司的那帮老总们，为了得到个人的私利，不惜通过弄虚作假的会计信息，把公司做得虚胖浮肿，自己从中渔利，本身就已经突破了“诚信”的道德底线。俗话说得好：“家贼难防！” 如果职业经理人没有诚实信用的道德约束，任何激励约束机制都是难以奏效的。曹操在公司体制改革方面，从所有权、委托—代理关系，到股票期权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建立在职业经理人的诚实可靠的道德基础上的。如果曹操的公司经理人总是假公济私，那问题就不是出在职业经理人上，而出在曹操身上，说明他在用人方面是失察的。刘备在这方面就基本上没有犯过错误。他让张飞去修建当阳桥，张飞决不会以此机会去假公济私。虽然现在都知道承包工程是最容易出现经济犯罪问题的，一般的市政工程发包对于当事人都是所谓“扒扒，挖挖，弄点钱花花”的好机会，更何况是修建路桥的大工程呢？但是，刘备相信张飞是尽职守责的，决不会拿着公司的钱乱花。张飞修建当阳桥，一方面是作为蜀汉公司一个项目去经营，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个人还历史旧账的考虑。想当年张飞为了阻止曹操大军南下，掩护赵云撤退，站在当阳桥大喝一声，只喝得夏侯杰落马而死，曹操引军拨马而逃，张飞趁机让军士拆了当阳桥。虽说一时阻止了操军南下，却也造成了交通不便。如今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路桥交通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瓶颈，原来的当阳破桥更是公路交通的极大障碍，每天有数千车辆困于两边难以通过。由于这里是蜀汉公司材料和产品进出的必经之路，他们自己在物流方面就特别不方便，早就有修这座桥的意愿，只是由于过去资金不足，一时难以启动。再加上有经济学家好言相劝，说是自古修桥铺路都是官方行为，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如果你公司出资修建，除非是公益性质，否则是不能阻止别人免费通行的。就经济行为而言，确实存在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区别。私人物品是个人家庭所拥有的物品，在占有和使用上都存在排他性；公共物品往往不存在使用的排他性，譬如路灯，一个人使用并不内排除他人也使用。这类物品还有街道、国防、文化知识、灯塔等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别，有时候还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过去道路和桥梁都是政府出资修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如果个人出资修建，也多具有捐资修筑、积德行善的性质。但是，张飞是个性急人，他不太相信经济学家们的死板教条。他认为：我出资修桥，桥就是我的，谁过我的桥，谁就交费；不愿意交费的还走他的老路，还在那里等不就行了。干吗非要是公共物品不可呢？张飞在蜀汉公司董事会上提出建议，并立下军令状：一年把桥修好，双向4车道。修好之后，按过桥车辆收费，大型卡车每次10元，小车每次5元，拖拉机是农民的，就少收一点，每次1元。估计要不了10年的功夫，就能够连本带利，全部收回。请丞相帮我算一算，修建这么一座桥需要多少钱，日常的维护和经营需要多少人，多少费用，什么时候收回了本利，咱就停止收费。张飞的建议在蜀汉公司董事会上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得到了通过。诸葛亮对这样一个项目进行了评估，修返回目录建这样一座桥，总投资在5000万元的水平，每天平均有3000辆机动车通过，平均可以收回2万元，一年收回730万元，除去经营管理费用，大约需要10年能够收回全部投资，12年就可以保证投资的利润。说干就干，张飞立即组织人马开始修建当阳新桥。果然不足一年的功夫，桥修好了。人们为了节省时间，都愿意掏钱过桥。当阳新桥秩序井然，车流通畅，过桥的往来车辆络绎不绝。有创新就有模仿。特别是在中国，模仿是发展的动力源泉。自从张飞修建当阳新桥，建立过桥收费模式以后，贷款修桥铺路成为了中国各地道路桥梁经营的一种创新模式。全国各地纷纷到蜀汉公司考察学习，让张飞介绍经验。各级地方地方政府也组织路桥企业贷款修路，过路收费，收费还贷，地方政府还可以增加税收。就这样，原来本是各级政府修建的公共物品，现在成了企业经营的私人物品，全国各地的路桥工程项目成了最有稳定收益，最能确保地方政府税收的“金桥工程”和“银路工程”。如今，张飞修建的当阳新桥已经全部收回投资，并停止了收费，变成了免费的公共物品，可是，全国各地的路桥没有一处停止收费的，有的个别路段甚至还涨价。这其中都有地方政府的背景。既然路桥能收费，那么其他的公共物品能收费吗？在中国，很多人在化公为私方面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的。如果你要提出来：灯塔是公共物品吗？经济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灯塔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修建灯塔是为了方便过往船只避开有暗礁的水域，这种为船家提高收益的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所有过往船只都可以使用，确实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灯塔都是由当地政府经营的。可是东吴大将陆逊，后来把南京到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全部的灯塔都拆掉，建造了新的功能更齐全、更强大的灯塔。陆逊建造新灯塔根本不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他是准备通过新建灯塔赚钱赢利的。也许我们都不明白，他的赢利模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放心，陆逊有自己的办法，他不是向过往的船只收费，而是向附近的港口码头收费。如果港口码头的经营者不付费，陆逊就关灯，船只就到不了港口。这招是够绝的！说到这里，各位自然就明白。曹操的华歌有线电视是怎样赢利的了。本来我们大家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天线，公共物品，无须付费。可是曹操建立公司以后，第一步，不由分说，先把你楼顶上的公共天线拆掉，然后再建立起电缆传输的有线电视网络。你想看电视吗？请交费；你想看更多的频道吗？请多交费。就这样，本来属于公共频道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如今在曹操手下都变成了私人物品。更有甚者，如今的教育事业也开始了“产业化”的进程。产业化的结果必然是赢利化，否则很难做成一个产业。现在的中国，大学要收费，似乎天经地义；中学也要收费，没有谁认为不妥。就连普及教育的初中和小学也要变着法的收费。比如可以压缩计划内招生，空出师资和教室等公共教育资源开高价收费班；向那些想上重点学校的学生家长收赞助费；还可以打造名牌学校收高价的插班生和自费生等等。无论如何，传播知识的公共物品也变成了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我们不能认为，所有这些化公共物品为私人物品的行为都是由张飞造桥引起的，其实，这些事情就是连诸葛亮也始料不及的。好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事物本身究竟是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很在乎，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物品的经济效率。只是当有些本应属于公共物品的东西被化公为私，变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以后，往往会造成分配不公。公平与效率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矛盾，如果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使社会失去了公返回目录平，经济学家往往会提出疑问，究竟谁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好处？特别是公共物品被私人占有以后，就可能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那么，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值得担心的事情了。在本回我们发现：产前清晰仅仅企业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真正要使一个企业有竞争力，就要通过委托-代理关系，严格授权，由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提升企业的效率企业是分工和交换的产物，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期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手段；公平与效率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矛盾，如果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使社会失去了公平，经济学家往往会提出疑问，究竟谁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好处？第十八回惜环境曹氏让司马护能源三分归一统一条人命值多少钱？为什么会出现“公地悲剧”？凶猛的老虎为什么斗不过牛？合伙作案的两小偷，谁愿意守口如瓶？本回经济知识点：共有资源生命价值公地悲剧寻租产权独占权技术壁垒资金壁垒合作博弈产量效应价格效应上回说道，公共产品没有排他性，一个人的使用并不排除其他人也能使用。同样，共有资源也没有排他性，荒山、河流、海洋、矿藏等都属于共有资源，一个人的使用也并不排除其他人能够同样使用。但是共有资源的使用有一定的竞争性，一个人使用了共有资源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在能源产业中，曹操一直垄断的只是电力能源。但是电力属于二次能源，在我国用来发电的主要是煤炭。我国的煤炭储量和产量号称世界第一，据说要全部开采出来，够全世界200年之用。原来我国的煤炭资源全部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开采，后来实行改革开放，为了适应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有位中央领导到中原大地走了一趟，在曹操在司马懿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几个煤炭基地，提出了“强力开发，有水快流”的能源发展新战略。于是各地纷纷建立起私人小煤窑，开采煤炭。强力开发，有水快流的结果是，我国的煤炭产量在10年内就翻了一番，最高年产量达到13亿吨以上，这不仅保证了能源供应，平抑了煤炭的价格，支持了经济发展，还成就了一大批煤炭富翁。虽然这些煤炭富翁不比中东地区的石油富翁，但是也个个腰缠万贯，有的已经积聚起数亿元的财富。经济学总是注意交换关系。这些富翁的财富是由什么交换来的呢？一是私人成本，二是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是富翁们的付出，设备投资和挖煤工人的工资、奖金、井下补贴、伤残补助和丧葬费用。社会成本是环境的严重污染、资源损失。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三个问题：环境污染的成本、一条人命值多少钱、公地悲剧。俗话说，人命关天。我们首先应该讨论生命价值，也就是一条人命值多少钱的问题。目前在煤炭开采方面，国家虽然有规定，要加强煤炭的安全生产，减少伤亡事故。这当然是亲民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的出发点。但是，煤炭的井下开采本身属于高风险产业，伤亡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再严格的措施都不能避免不出现伤亡事故。那么一旦出现了井下伤亡事故，一条人命应该赔多少钱呢？返回目录返回目录如果煤炭企业的业主为那些井下工人都上了人身伤亡保险，保险公司会按照具体的标准，付给死亡者家属一笔保险金。可是由于井下作业的危险性大，出险率高，曹丕的中原保险公司通过统计分析，一般收取的保险费都比较高。那些煤炭小企业的企业主们为了节省成本开支，绝大多数都没有给井下作业的工人买这种保险。他们采取的是事先同这些来自农村的农民签包身合同，如果出现人身意外亡故，业主一次性赔付死亡者家属多少钱。那么这个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呢？这是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难题。也许你会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毕竟，无论给你多少钱，你都不会自愿地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表明人的生命有无限的价值。如果无论多少钱都不能放弃生命对于自己的使用价值，那可能就永远也不会成交。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成交，是对已经发生了事故的赔付，无论如何也必须有一个结果。一种是成本分析法。按照成本分析，是民间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并不科学。按说婚姻是不能买卖的，可是民间的嫁娶经常伴随着彩礼的问题。在彩礼多少的问题上一般是不讨价还价的，但是也有特别各色的岳父就是要跟未来的女婿算成本账的，譬如养活闺女到20岁，1年少说也得2000元，20年就得4万元。如果用这种办法计算井下工人，显然不妥，很可能是工人年龄越大赔偿越多。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另一种是收益分析法。法院在判决那些过失致死赔偿案时，往往使用收益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够赚到的总钱数。国内就有一例球员过失致残案，一审判决赔偿300多万元。我们不知道这种判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是依据未来预期收益，其实具体标准也是很难确定的。而且如果把一个人未来能赚多少钱作为标准，也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含义是：退休者和伤残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观察一个人给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不同职业人的人身意外伤亡率是不同的，井下工人和办公室的职员所面临的死亡危险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和技能不同的工资等，可以大致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基本含义和标准。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1000万美元，我们中国的农民工兄弟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差别如此之大，有时简直令人气愤，可事实也就是如此。有这样的标准，曹丕的保险公司是不是就可以根据煤矿工人的伤亡率制定这一特殊行业的保险费率和赔付率了呢？据我们所知，鉴于原来家庭住房火灾保险的教训，曹丕一直害怕私人煤窑主为工人上了人身意外保险之后，进行逆向选择，会更加不重视煤窑井下作业的安全性，从而导致煤炭行业的意外伤亡率上升，所以，曹丕一直没有开设这个保险业务。这里的小煤窑还是采取的包身制。环境污染也是一大问题。自从各地的小煤窑上马以来，乱开滥采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司马懿是这一带规模最大的私人煤炭业主，但是他并不直接开采煤炭，他所从事的是煤炭加工，主要是炼焦。焦碳的价格比原煤要翻一番还多，而且产品供不应求。但是，炼焦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差距，先进的设备需要上亿元的投资，司马懿肯定不干，他用的还是土法炼焦。土法炼焦的能量损失比较大，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由于司马懿的炼焦基地正好在曹操中原集团公司的上风头和上水源，直接威胁着中原公司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曹操不得不派人找司马懿交涉，希望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的问题。司马懿在曹操面前还算比较老实，不像在对付诸葛亮时那么胡搅蛮缠。他承认这种土法炼焦确实带返回目录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是经济学家们说的典型的“负外部性”，由此造成了沉重的社会成本，但是，司马懿认为，目前用土法炼焦的根本不是他一家，这么多私人业主在用土法炼焦，仅仅他一家企业来治理是根本不行的事情。如果曹操能把所有煤炭生产的大小企业都说服了，统一治理环境污染，司马懿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应该自己分摊的费用成本。不仅如此，司马懿更向曹操提出了能源开发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目前的乱挖滥采，对煤炭资源是最严重的糟蹋。如果不尽快制止，统一开采，统一加工，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越发严重了。司马懿特别指出，目前的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是“公地悲剧”所造成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对于中国比公海捕鱼要严重得多。如果不尽快制止，能源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将是不可挽救的。司马懿所言的公地悲剧来自于下面的一个寓言。在北方的一个草原上，住着许多牧民，牧民都有自己的羊群。开始的时候，牧民都在草原上放牧，羊在草场上吃草。那是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牧民们在公共的草原上放牧养羊，肥美的牧草养肥了羊群，也使牧民们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但是，时光在流逝，这里的人口在增加，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草场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里的草场上，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土地上过度放牧导致草场的荒漠化，羊饿死了，人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目前的资源乱挖滥采行为就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们，家家户户养猪养羊，故意放到生产队里的麦田里去吃麦苗。结果是，“吃在外，省在家，卖的钱，自己花。”这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地悲剧。其实在世界各国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定的“公地悲剧”。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公地悲剧呢？当然是过度放牧。草吃干净了，连草根也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荒漠化。避免草场的破坏需要所有牧羊人的集体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为了共有草场的繁茂而主动减少自己羊群的规模。正像没有一个小煤窑的主人为了保护煤炭资源自己主动减少煤炭开采是一样的。实际上，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负外部性。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同公共草地放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一个人享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二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诸葛亮对司马懿造纸所形成的河水污染问题，曾经试图通过私人之间的协商来解决，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诸葛亮曾经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管制来解决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音信。主要是地方政府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环境治理没有多少积极性。那么在煤炭开采和炼焦问题上，曹操同样出于环境保护问题对司马懿做出了让步，希望政府能够对资源的开采权统一管制。曹操专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政府提出了公共煤炭资源开采独占权的建议，希望通过政府授权，由企业对具体的煤田采取购买开采权，将公共资源置于私人物品的产权保护之下，这样就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相适应。这一次地方政府是比较积极的。因为这样政府可以有发放许可证和收税两种办法来管制资源的使用。经济学家们不赞成政府的管制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虽然有效，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放许可证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无证开采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做过调查，目前这一地区大大小小的煤窑都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都是合法的。原因在于政府颁发许可证有“寻租”的积极性，政府主管机关通过颁发许可证，明的可以寻租，暗中收受贿赂。据说，中原市的某位副市长最近被“双规” 返回目录了，知情人士透露，他的问题全部是在煤炭管理局任局长的时候接受的金钱和性贿赂，家中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通过税收来治理煤炭资源的问题也无异于缘木求鱼。税收具有普适性，不能区分开挖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而且税收加大了能源企业的成本。为了转嫁成本，必然造成原煤的涨价，这会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最后也还是达不到治理的效果。经济学家比较赞成曹操提出的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物品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充分利用，可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物权明确了，就可以较好地实施保护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共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共有的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明确的物权可以使物品得到很好的保护。产权的概念是一种独占权，它不仅包括物的所有权，也包括占有权、使用权、依法转让权和收益权等具体的物权。产权虽然是一种社会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问题，同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于社会的交错关系。因此产权也同样在自然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了产权的保护，物品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应。譬如牛和老虎两种动物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凶猛的老虎斗不过老实的黄牛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虽然在十二属相中，牛排在了虎的前面，确实比较“牛”！可是另一方面，在自然环境中，老虎要比牛“牛”得多，10头牛也不是一只老虎的对手。要说凶猛，老虎可敌牛10倍。但是，结果又什么样呢？在中国，东北虎快灭绝了，华南虎也差不多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么凶猛的动物种群在遭受灭顶之灾呢？当然是人类！可是我们不仅要问：人类究竟是宰杀的牛多呢？还是猎杀的老虎多呢？答案其实非常明确。在现实社会中，老虎的皮、肉和骨头等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说是商业价值；但是，黄牛作为牛肉的重要来源，也同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那么为什么老虎的商业价值威胁到自身物种的存在，而黄牛的商业价值确使黄牛获得了护身符呢？原因在于老虎是共有资源，而黄牛是私人物品。一个是有主的，一个是无主的。当然，动物园里养的老虎是有主的，饲养老虎能为动物园挣门票钱，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我们说的是野生的老虎。虽然国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野生老虎不属于任何人，没有人能从保护老虎的生存中得到激励和获得直接的好处，相反，那些猎杀者可以不付任何饲养的成本就能够得到收益。黄牛不一样，，它生活在私人的牛棚里，养牛的人会尽可能维护牛群的安全，并把牛养得膘肥体壮，因为他可以卖个好价钱，并从养牛这种努力中得到收益。在市场机制中，牛羊猪等被驯养得非常温驯的家畜，由于自身的商业价值而得到了很好的生长和繁衍；而那些无主的野生动物（不仅是老虎，还有大象、狮子、狗熊、熊猫等各类野生动物）都一直面临灭顶之灾。概括起来，这就是产权的重要性。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物可以得到物主的保护，即使物主本身很弱小也不要紧，社会和法律会为物主提供产权保护。有了产权的保护，社会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虽然宰杀的牛比猎杀的老虎要多得多，但是，市场仍然能够保证牛肉的供应。我们永远不会担心牛会灭种，牛群将永远繁衍下去。而老虎的命运可能就比较惨了点。政府听从了曹操的建议，对中原市辖区的煤炭资源开发权进行了公开拍卖。政府首先标出资源统一开采的条件，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开采要求、安全生产条件、环境保护标准等。参与竞拍的企业必须交纳足够的保证金，并符合参与竞拍的资质，才能参与煤炭资源统一开采权的竞标。结果当然是司马懿这样的最有实力的企业最后拍得了资源使用权。这其中自然有曹氏家族背后的支持，否则巨量的资金司马懿就拿不出来。返回目录司马懿拿到中原煤炭资源独家开发权以后，当然要按照资源合理开采、环境有效保护等若干标准进行经营，并开始整合各方面的经济力量，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开采，并按照承诺对环境开始统一治理，改善设备，提高生产的安全性。能源市场并不因为司马懿拿到了地区煤炭统一开采使用权就变得平静了。除了煤炭，还有石油。煤炭和石油虽然都是初级能源，二者之间理论上也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在短期市场上，由于技术是被假定为不变的，二者的替代关系并不明显。因为燃油的机器是不可能烧煤炭的，同样，以煤炭为发电设备的汽轮机也不可能因为煤炭价格的上升改烧汽油或柴油。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石油越来越成为主要能源。石油的开采和冶炼不同于煤炭，这种能源来自地下几千米的深层油田，对于石油的勘探和开采都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和相当大的资本投入，因此，石油产业形成了比煤炭产业要高得多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不是一般的个体和私营经济能够轻易进入的。目前中国的石油能源主要由三家控制。最大的是曹氏集团的北方石油，曹氏占大股，但是目前由司马家族控制经营权，其次是蜀汉集团的南方石油，还有东吴集团的海上石油。三家企业形成的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市场。他们曾经在价格上达成了协议：紧盯国际石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稳定国内价格，不打价格战。有这样一个协议基础，司马家族在曹氏家族的配合下，主要忙于煤炭资源开采权的争夺过程。但是石油市场份额的争夺并没有停止。在第十四回里我们已经知道，寡头市场是一个合作博弈的市场。在合作博弈过程中，各方要权衡两种效应。一种是产量效应，由于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在现行价格的水平上，多销售产品就将增加利润。另一种是价格效应，提高生产将增加总销售量，这会降低成品油的价格并减少所销售的其他油品的利润。如果石油生产的产量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孙刘各方将增加生产；如果价格效应大于，各方将不增加生产。而事实上虽然参与合作的各方都知道，不增加生产，甚至减产对各方是有利的，但是同时又害怕对方主动增加生产，而使自己吃亏。因此，这是寡头市场上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两个被捕的囚犯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现在有两名合伙作案的囚犯，一个叫刘约翰，一个叫孙彼得。孙彼得原名孙二明，刘约翰原明刘三发，究竟是不是孙刘两家的远房亲戚，我们也不得而知。早几年出国热的时候，两人一商量，就出去了，还分别取了一个外国名字，本来想做国际倒爷，好好发一笔，没想到国际生意也不好做。后来就利用一些关系走私香烟等物品。这次被警察抓住以后分别关在两个不同的囚室里，警察知道他们所犯的走私案，分别都不大，但是怀疑他们还有走私贩毒的嫌疑，于是警察开始对孙刘两人隔离审讯，而且向他们分别提出以下的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关你一年，但是，如果你承认有过贩毒，并且供出你的同伙，就可以免除对你的监禁，你的同伙将被判10年。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承认罪行，我们就不需要你的供词了，你们二人都可能面临5年的监禁。” 面对审讯，约翰和彼得两位囚徒会做什么呢？每个囚徒都有两种策略“承认或保持沉默。两人的刑期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策略，以及他同伙的策略。首先考虑约翰的决策。他的推理是：我不知道彼得会怎么做，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刑期，如果彼得保持沉默，我最好的策略是交代，这样我就可以立即出狱；如果他坦白了，我最好的策略还是坦白，因为这样我最多判刑5年，否则就可能判刑10年。看来，无论彼得怎么做，对于约翰来说，选择坦白是最好的策略。返回目录按照博弈论的理论，无论另一个参与者彼得采取什么策略，坦白交代都是约翰所遵循的最好策略。反过来，彼得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他的推理与约翰完全相似，无论约翰怎么做，只要他自己坦白了，就可以减少呆在狱中的时间，也就是说，彼得也必须这样考虑问题：坦白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策略。下图是他们的选择。最后，约翰和彼得两个人都坦白交代了贩毒的问题，两个人们都要在狱中呆上5年。从他们个人的角度看，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结果。如果两个人都能够保持沉默，他们的状况肯定会比这好得多，每人也就在狱中呆1年的时间。可是，由于追求利己的动机，实际的结果则是既损人，又不利己。难道是因为约翰和彼得之间在被逮捕之前没有订立“打死也不说”的协议吗？可是，事实上即使他们之间有协议，一旦被分别审问，利己的逻辑就会发生作用，并使他们坦白交代。两个囚犯之间的合作是难以维持的，因为从个人的利己动机看合作是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对自己是不利的。孙刘两大集团只有在对付曹操的时候，才真正结成了战略联盟，一旦北方市场稳定，他们之间就会上演约翰和彼得的博弈战。孙权一直认为，自己在成品油市场的份额是比较少的，如果严格遵守这种口头协议，那自己始终只能保持低产量和市场的低份额。所以，孙权的策略就是私下增加产量，以使东吴的成品油市场份额有所增加。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东吴海上石油的产量增加以后，首先就引起南方石油的警觉，南方立即也扩大产量，以保持市场份额。本来在国内市场上， 93# 汽油可以维持在 3.5 元一升的价格水平，但是，两家石油公司竞相增加产量，致使油价下跌到 3 元的水平。因此，产量的增加不但没有使得双方的总收益增加，反而因为价格下跌导致利润大幅度下降。可以看出，在寡头垄断市场上，要想维持垄断利润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垄断是寡头的共同理性，但是每一方又有违背协议的利益激励促使他们竞相扩大生产。正如囚犯的主动坦白交代一样，利己的动机使石油寡头难以维持低产量、高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合作结果，有的时候甚至竞相降价到亏损的程度。南方两家石油公司的博弈自然也累及北方公司的利益，但是司马家族正在逐步统合北方的煤炭市场，他们在石油市场的损失基本上可以靠煤炭补回来。等到北方煤炭市场逐步稳定下来以后，司马懿趁着孙刘两家的亏损开始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由于南方石油和海上石油都是上市公司，司马家族就纠合北方的势力，在曹氏家族的金融支持下，通过证券市场投资买入南方石油和海上石油的股份。慢慢地，司马家族逐渐成了南方石油和海上石油的第二大股东，这是孙刘两家都意想不到的。既然是第二大股东，当然就要参与董事会，所以司马懿就派司马师和司马昭名正言顺地分别出任南方石油和海上石油的董事。如此以来，实际上就等于了解并掌握了两家公司的战略决策。这无疑为稳定国内成品油市场的油价奠定了产权组织基础。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已经清楚，国内的成品油市场，表面上看是三分，实际上则是一统。司马家族基本上控制了能源的产量和价格。所以您应该注意到，自三月份以来， 93# 汽油无端的就猛涨到3.5元以上。很多人不明就里，其实这是垄断的结果。从消费者福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寡头一旦形成垄断，实际上是市场的灾难。垄断无论如何不利于竞争和技术进步。因此，由独家垄断的市场一统局面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三分则更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好在我们已经加入了 WTO ，国际惯例和世界市场的规则会促使我们主动打开国门，迎接跨国公司的竞争。开放的市场永远是竞争的和有活力的市场，即使国际能源市场会受到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甚至也会出现惊涛骇浪，但是，比起原来的国内市场封闭和完全垄断来，我们还是应该张开双臂，迎接国际市场的竞争，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有一首歪诗对这一事实做了如下描述，在此抄录为本书总结。谁言曹操是奸雄，也让孙刘息纷争。司马垄断灾难至，竞争市场效率升。环保犹赖法度严，资源尚须产权明。寡头博弈合作难，恰似囚徒陷困境。自古分合天下事，全在利益交换中。国际客商纷纷来，何惧三分归一统。罗贯中老先生道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却不知道分分合合的背后是利益动机和市场机制在起推动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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